徐冰是中国乃至全球当代艺术史无法绕开的艺术家,是多项国际大奖的获得者。这次,他为故宫特别再现了自己的代表作《天书》与《地书》系列。
徐冰觉得自己在故宫展出的《地书》版《兰亭集序》(作品名:《读图的基因》)会让观众产生文化割裂的不适感,以emoji重写王羲之的绝作,和文物的反差太大了。颇有意味的是,中国人阅读的核心就是读图,如果把时间轴拉长,emoji和最初的象形文字有了遥远的呼应。
文明的进步伴随着科技与艺术的进步,国庆假期第二天,虎嗅对话艺术家徐冰,聊聊他与科技交织的部分艺术人生。
今年的夏天很长,延伸到了秋天。初秋傍晚,刚结束纪录片拍摄的徐冰像一株热蔫了的庄稼,艺术硕果累累,但着实疲惫。他斜坐在工作室落地窗前,灯很少,世界暗了下来,他娓娓道来,讲一些被追问过无数遍的事。
我切实地感受到,他有一种艺术家少有的睿智,一种真诚。前不久,姜思达的DV计划采访了徐冰,前者说,觉得聊得很爽,徐冰答,因为聊得很真。实际上,那场以吃外卖开头,为时两天的记录背后,聊的仍然是徐冰经常谈的东西。
让人印象很深的一个瞬间是,徐冰说,虽然接受的采访很多,但偶尔还是会受到启发。姜思达以一种聪明的信息捕捉者姿态追问,上一次被启发是什么时候?徐冰想了一会儿,没有回答。后来他对姜思达说:“布展弄的我太累,否则我能谈的挺有意思的。”
这样的尬聊也时而出现在我们的对谈里。他的艺术世界是如此丰富,攫取一小段,就能支撑起整篇文章。那么,还有什么能轻易启发他?有什么能引发他的重新思考与对话呢?
科技。宇宙。年轻人。
对谈之前,他在和学生们讨论他制作的可能是首部在外太空拍摄的定格动画作品。聊到这儿,他的背挺了起来,眼神发亮,焕发了新苗的活力。在一颗退役但仍有冗余能量的绕地卫星上,播放着徐冰团队制作的定格动画,这个卫星同时带有自拍功能,记录着这颗卫星和这部动画与外太空同框并逐渐走向消亡的全过程。
徐冰告诉我:“年轻人对新事物更敏感。这是自然的进化,以后我们都死了,可不就是,他们认为什么东西应该怎么样,就是怎么样。这个世界就是向那方向去发展。我很喜欢和我的硕士生、博士生讨论这些事情,其实现在关系不是我教他们,他们有比我更强的部分。”
对谈结束后,我们往外走着,我问他,有多少是此前没聊过的呢,他答:“大部分都聊过,只是说法不一样。 ”顿了顿,又补:“但还是很有意思。”
他对待艺术也是如此,世上所有事都被表达尽了,但他还是要以别人没说过的方式,说别人没说过的话。
苦功夫
徐冰在中央美院版画系上学时,大一第二学期,学生们要统一画《大卫》素描。徐冰花了整个寒假,无休止地重复画着《大卫》,他想看看,最终能否真正抓住对象,能深入到什么程度。后来,时任院长靳尚谊先生评论徐冰的《大卫》为建院以来画得最好的一幅。
“你们先别急着鼓掌。”徐冰在一次面向学生的活动上笑着说道,“没多久啊,喻红那一届就入学了,所以我的记录也没有维持多久。”(虎嗅注:喻红,油画家,现任中央美院油画系教师。1985年,喻红绘制的《大卫》登上了全国美术素描教材的封面。)
徐冰乐于花苦功夫。学生时期,他常常对着石膏像一坐就是几个小时,新陈代谢似乎全部停止。
类似的“苦功夫”在他的创作中一再出现。
成名作《天书》从动工到完成共四年多时间,整体装置由几百册大书、古代经卷式卷轴,铺天盖地而成。但这些由“书”和文字所构成的“空间”,没有人能读懂,包括徐冰本人在内。
这些成千上万的“文字”由徐冰手工刻制的四千个活字版编排印刷而成,看上去酷似真的汉字,但实为艺术家创造的“伪汉字”,没有实际含义。
《天书》极为考究的制作工序,使人们难以相信这些精美的 “典籍”居然读不出任何内容。徐冰说,它既吸引又阻截着人们的阅读欲望,提示人们对文化与人类关系的警觉。
《天书》之后,徐冰与一些朋友、学生,和当地农民,在金山岭长城上又下了一番苦功夫。他们一行人在烽火台边架起层叠木架,或坐或立,拓印了金山岭长城的一个烽火台和一段城墙。最终揭下后,形成了高14米、宽14米、长32米的巨大画幅,悬在展厅中,像吞噬空间的墨色的浪潮。
拓印的力量在于它曾经与真实的物体接触。徐冰说,年轻时,野心大,做东西就大。而《鬼打墙》,我私以为,是他其中最真实、粗砺、宏大的一件。
这次为故宫创作的《文字的尊严》,展示的是用中国传统的活字雕版技艺制成的一部不可读但形象结构合理的汉字书籍《天书》。乾隆书房五经萃室因收藏宋代岳珂校刻的《易》《诗》《书》《礼》《春秋》而得名,徐冰为研究宋版书的刻工,在北大图书馆善本书库钻研了很长时间。
他说,当文字做为工具的部分被抽空,只保留其外在,文字已不再是被滥用的工具,而是独立、有尊严的事物。今天,不可读的当代艺术作品《文字的尊严》,在故宫与五经典籍同室展出,这本身即构成了当代艺术所追求的观念的充实与思维的延伸。
有趣的是,几卷当代艺术的经典作品《天书》摆在故宫里,和文物们浑然一体。不禁让人思考,当代艺术和古代艺术之间,区别到底在哪里?或许艺术本身,就是连接过去与未来的纽带。
“艺术要有和科技较劲的能力”
《天书》之前,徐冰的木刻最为出名,艺术圈认为他是一位传承传统的艺术家。《天书》之后,大家逐渐发现了他的不循规蹈矩。后来,徐冰迅速拥抱了未来,介入了科技艺术。
徐冰第一次意识到科技创造力的不可忽视,是90年代初。互联网诞生于1969年,1987年9月,中国发出了国内第一封电子邮件。90年代初,正是互联网高速发展的阶段。
一位研究计算机和网络关系的朋友向徐冰介绍了网络购物,这在当时还是极为新鲜的事物。徐冰受到启发,曾设想做一个实验:如果只依靠网络购物,能不能实现一整年不出家门?
没想到,早在一年前,就有个痴迷网络的孩子这样做了。那孩子不是艺术家,但却做出了前瞻性这么强的行为艺术。科技使得艺术与生活的界限一再模糊。
MOMA《.com之后的的艺术》展览,探讨的是艺术家如何应对科技的挑战。徐冰与一位软件工程师合作,把自己的《地书》符号开发成了对话软件:输入英文或中文,就能自动生成图标文字。
对话软件在展览上很受欢迎,但徐冰深知这个作品本质上不成立:软件产生的人的交互应该出现在生活场景里,而非美术馆里。
2003年,徐冰弄出了一个生活场景下,很好玩的东西“缓动电脑台”。人们在电脑前的时间越来越多,各类符合人体工程学的办公设备被设计出来,以优化工作环境。但事实上,只要长时间保持同一个姿势(任何理想姿势都不是完全理想的),都会使人感到疲惫。徐冰设计出了级慢移动电脑台,当人们在电脑前工作时,会无意识地移动着身体,从而降低相关疾病的风险。
如今,科技艺术层出不穷,但徐冰认为,这些作品或展览很容易陷入只有科技没有艺术的陷阱中去:“都很好玩,是因为科技好玩。艺术要有和科技较劲的能力,这个是最难的。否则没有价值。”
和科技较劲的方式,是思维的力度足够结实,把艺术语言和科技新材料用好,用到位。
2013年,在法制节目上,监控画面产生了一种有张力的真实魅力,是精心制作的大片难以匹敌的。徐冰萌生了用监控录像画面制作一部电影的想法。于是,徐冰团队开始四处搜寻监控画面,准备了20多台电脑,24小时不间断下载,持续了一年多。由于种种条件的限制,直到2018年这个电影才制作完成。
徐冰执意做一部剧情片。世界上再也找不出这样的剧情片了:主角不定,但观众可以跟随故事线看完这部影片。影片中的每一帧都是真实发生的,这就是徐冰的《蜻蜓之眼》。
“当代艺术有时候可以糊弄,因为它更多是单项的。但电影糊弄不了。”徐冰觉得,一个思维偏执的人,在某种形式或某种材料上做到极致,就有可能成为一个优秀的当代艺术家。而做导演,是建立在思想力度和当对当代文明判断的水平上的,“有些片子看着很纯真唯美,但背后是导演封建的男权思想。”
从活字印刷到方块字软件,从拓印长城到剪辑影像,徐冰的艺术以传统文化为基底,伴随着科技进步,发展出了饶有趣味的新的生机。
结语
徐冰在创造一些更新的东西。
AI电影项目正在浦东美术馆展出。这比《蜻蜓之眼》的“设计”意味退位更为彻底,没有摄影,没有演员,没有导演,没有编剧,也没有音乐。观众自行选择影片类型和时长,AI就会从资源库里抓取任意素材,为其生成独一无二的影片。
艺术火箭“徐冰天书号”的发射失利并不影响继续探索太空艺术的可能性。”播放定格动画的那颗废弃卫星仍在绕地飞行,卫星自带的自拍杆,记录着它逐渐出现乱码,慢慢老化,最终消亡的过程。等到卫星完全耗尽能量,动画片也就结束了。
这映照着文明与其载体共生死的关系,体现着生命消亡的不可逆过程。“对外太空的探索,其实都是为了解决地球上的事情。”徐冰说,不管是马斯克,蓝色起源,还是空间站的建立,都是在为地球提供参照数据,帮助人类思考的深化和推进。
因此,徐冰关注的不是科技本身,而是对人类新社会现场范畴的扩展,新生活方式的思考。
科技与艺术带给他的兴奋点在于不可知性。付出大量努力和等待,去完成一件没人做过的事,并将其结果与最初的设想相对比,这推动着他不断尝试。
期待自己人生最后生成的“画像”,并与最初的预期相比较,也是徐冰活着的动力。
扫一扫
在手机上阅读